乌克兰留学散记
作者:蓝松子
目录:
第 一 章 梦想成真
第 二 章 踏上出国的旅程
第 三 章 哈萨克坦首都—阿拉木图见闻
第 四 章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第 五 章 参观红场
第 六 章 莫斯科见闻
第 一 章 梦 想 成 真自清末第一批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去国外留学以来,到现在出国留学的青年已是第五代了。在这百年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到国外去谋生、旅游、留学?谁也说不清。但很多人都知道,做出国梦的人是有增无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随出国留学的大潮涌向海外,尝到了留洋的酸甜苦辣。早在三十多年前,我还在上小学。有一次放暑假,我翻看父亲书架上的藏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本五十年代的苏联画报。封面照片是一座巍峨的白色宫殿在蓝色的天空下闪闪发光,宫殿前的广场上飞舞着成群的白鸽子。一个兰眼睛、黄头发的外国小男孩正在逗着一只鸽子。我这才知道在中国的外面,还有另外的神奇世界。那时我就梦想能有一天自己也站在那个广场上逗鸽子玩。但我没想到这个梦境在我步入中年后实现了。当我真的站在这个广场上的时候,已是另外一种心境。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国外去留学都是国家出钱,有计划地选拔输送。1981年首次在北京考“托福”时,出现了第一批自费留学生,那时只有二百多人参加考试。到1987年就有三万人进入过托福考场。其中大部份是自费生。这些留学生坐飞机、搭轮船、乘火车,经年不断地涌向美国、日本、法国;飞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流入东欧、俄罗斯,一起奔向梦想的天堂。他们在国外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比之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的“土插队”知青所遭受的艰难,“洋插队”的知青更认为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个当过“土插队”的知青,竟又异想天开地加入了“洋插队”的行列。八十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出现自费留学大潮,偏居于西南小城的我还没有出国留学的意识和行动。因为自费出国需要巨额的钞票、难找的经济担保、困难的考试和复杂的签证手续。当我也做起出国梦并付之行动时,已是潮落的尾声,日历已翻到了九十年代。在同一位朋友的谈话中,得知澳大利亚开始限制自费留学生,而到新西兰自费留学手续简便,相对容易得到签证。我开始要把儿时的梦想付之现实了。我连夜找朋友索要新西兰的招生简章;到处查找出国资料;去周围亲戚家借钱。借到钱后又挤火车赶往武汉,厚着脸皮向老家的亲人兑美金。在火车上正碰上震惊全国的重庆——武昌的火车大抢劫。幸好我把装了上万元钱的手提包踢进了座椅下,强盗翻遍了我的口袋而一无所获。借够了钱,又要张罗着找经济担保人,批护照、办签证了。正当我办的热火朝天,茶不思、夜不眠,出国梦做得正香的时候,突然得知三十五岁以上的自费生难以获得入境签证。时年我已三十七岁。这场出国梦就如昙花一现,很快凋谢。我又回到原来的平静的生活轨道上。正当自己不打算再作出国梦时,命运竟又把我推进出国梦中。而且阴差阳错,这个梦境是在小时候画报上见到的地方——苏联实现的。至于这个梦想是甜还是苦,以后自己才知道。从1986年开始,中苏双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互派留学生的协议。当时中国的公派留学生只有10人。到了1989年就猛增到600多人。这还不包括以各种名义自费去俄罗斯留学的人数。1991年底苏联解体也没有挡住这股留学潮。由于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留学愈来愈不易,很多人转向东欧和独联体。自费去独联体留学或做生意的人达到高潮,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中苏关系黄金时期的留学人数。1992年夏我参加鞍山灯展时,客居的鞍山党校的黑板上,就贴有一则组织去俄罗斯赤塔市自费留学的广告,那时我想如果四川也有组织自费留学的学校,我也要参加。1992年初成都一些院校开始组织自费留学生赴独联体。我在1993年初获得了前往莫斯科自费留学的机会。1993年正是苏联解体后的动荡时期,各种俄罗斯的坏消息不断传来,通货膨胀、两派打仗、供应紧张、总统和议会吵架……。同事们大多不支持我去俄罗斯。理由有三:一是年级大、二是俄国乱;三是学了何用?去还是不去,思想斗争激烈。去,前途未卜;不去,难圆出国梦。尽管思想很矛盾,但是行动上还是努力去办出国手续。公证履历,办理入学手续,借钱,兑美金,申请护照,体检,去北京签证,手续繁多,令人筋疲力尽。这些手续中只要有一关没有过,都能令你前功尽弃。出国难中的一难,就是办手续难。经过四个月的努力、等待、奔波,在众多好人的帮助下,终于要成行了。就要告别妻儿、亲人、朋友、同事;就要告别家乡、告别祖国了。临走时的晚上,真想扔下行李不走了。出国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越过千山万水去留学?我自己也说不明道不白;出国梦的实现是喜还是忧,我自己也理不清。
第 二 章 踏上出国的旅程得到赴莫斯科自费留学的护照时间是1993年5月10日。这一天正好是二十二年前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到四川峨眉县的日子。我的一生中有很多巧合,这是其中的一次。大概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十七岁“土插队”。二十二年后,三十九岁的我又踏上了赴俄罗斯“洋插队”的旅程。这个“洋插队”的词不知是何时产生的,出国闯世界的人把自己的行为自嘲为“大串连”。“洋插队”是非常贴切的。出国不是坐“奔驰”轿车,住星级饭店,吃美味佳肴的环球旅行。二十多年前,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姑娘们浑身热血沸腾,满怀革命激情,告别父母亲人,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坐着大卡车浩浩荡荡奔向农村的广阔天地。而现在当我登上成都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去国外“洋插队”时,只有几位朋友送行。没有震耳的鞭炮,没有欢乐的歌声,只有强装的笑脸,离别的眼泪。我心里无限惆怅,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临行前家里的人都说:“不要你带什么回来,只要你平平安安回来就行。”好像我将要去一个什么可怕的地方似的。同我一起去莫斯科的还有两位小青年。他们刚满十九岁,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远离家乡,而且远隔千山万水。这一离别,就可能不会再返回家乡生活了,自此他们就踏上了谋生之路,等待他们的不知是祸还是福。看着他们兴奋的笑脸,我心里默默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祈祷:保佑我们能够健康平安,学而有成。火车一声长鸣,带着一车满怀各种希望的人们奔向远方。到原苏联坐火车可以走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满州里,黑龙江的绥芬河和新疆的阿拉山口四个口岸。我们选择了离四川最近的阿拉山口。6月21日晚上火车离开成都,翻过秦岭,经过宝鸡,穿过富饶的河西走廊,23日下午,看到了在血红的夕阳下,默默屹立在戈壁滩上的长城西头——嘉峪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塞外的苍茫景观,给人以说不出的悲凉。十多年前我父亲在新疆病故,在奔丧回来的路上,我想永远不会再走这条路了。没想到阴差阳错,我不但又一次出关,而且是远离祖国,经过海关去了另外的国度。6月26日晚上我们登上了刚开通的乌鲁木齐——阿拉木图的T13次国际列车,开往哈萨克斯坦。国际列车都是四人一间的包厢,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坐软卧,想着明天就要过海关出境了,晚上大家都没睡好,不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在出国前已经听到很多过海关的惊险故事。第二天上午9点到达中国边境阿拉山口站。这是个新建的口岸,还没有形成城镇。旅客不能下车,中国海关、检疫、边防人员上车检查。询问有无违禁品、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收去护照核对。过本国的海关一般不怎么严格。过中国海关前后进行了四个小时,由于车窗不能打开,厕所和车厢门都锁闭了,解手没有地方,有人实在憋不住,就撒在包厢里的垃圾桶里。以后再过海关前,一定要先解个手。有一家人不知为什么妻子的护照最后入境日期超过了一天,那位妇女连同抱着的婴儿和行李被请下了车。丈夫只好一人独自出了境。从阿拉山口出发,列车沿着一条狭长的山谷继续前行半小时,通过中哈两国之间渺无人烟,白天跑过一只狗,几十里都看得见的平坦中间地带,很快到了原苏联边境,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国口岸德鲁日巴。德鲁日巴的中文意思是“友谊”。边界上有一道通往远处的铁丝网,高高的暸望楼,带自动步枪的独联体边防军。这与中国和平的边界形成强烈的对比。车停后,高大的独联体边防军士兵身着迷彩服,牵着大黑狼狗首先上了车,狼狗一声不响地东嗅西看,看看哪里藏着毒品。我紧张得大气不敢出,真怕狼狗不知为什么会突然咬你一口。一个士兵拿着象大棒一样的电筒上照下看检查危险品。另一个士兵拿着护照,死盯着你看,眼光就象反复看一个什么希奇的动物,真让人有点不知所措。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都差不多。照片上的我是年轻时的像,几年后的我又不一样了,再加上紧张,脸变了形,他万一把我当成冒充者赶下车怎么办?万幸他看我还象照片上的人,盯了一会儿就把护照还给了我,着实让我松了口气。边防军下了车后紧接着就是海关人员上车检查。检查违禁品,登记贵重物品,登记货币。我们互相不懂语言,进我们包厢那位海关人员就用手比划。当他把两只手放在头上象兔子摆耳朵一样摇晃,嘴里"汪汪"叫时,我们就摆手,表示没有带动物。当他把手比作枪,嘴里"哒哒"响时,我们摇头说没有带武器。最后这个留八字胡的海关人员在我们接受检查的一叠钱中抽出四张一百元的人民币,放入自己的口袋中,用夹生的中国话说"朋友、朋友",表示不再翻我们的提包了。我们为了免省麻烦,只好任他拿去吧,只当被小偷拿了。而隔壁包厢四个持公务护照的出差人员因为不同意抽去一万元人民币,与他们据理相争,包厢就被翻了个底翻天。不但没还钱,还借故没收了两本护照。海关人员终于下了车,全车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火车开往前边一个小站换轨。由于原苏联的铁轨轨距与中国国际标准轨距不一样,每趟进出中苏边镜的火车都要用专门的起重机把车厢连人一起一节节抬起来,抽掉原来的轮子,换上他们的轮子,返回时也同样。换完轨已经是下午5点了。通过两国海关加上换轨,过中哈边境整整用了八个小时。列车又继续前行了。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原苏联。同行的小伙子们都很激动,我却很平静。我没有去新西兰,而来到了原苏联,真象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我是由一位俄国大夫在哈尔滨把我从母体中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五十年代,年轻的父母上俄语夜校,把我放在摇篮里摆在教室后面,使我也早早接受了俄语的薰陶;因为我的一个失散的舅妈是俄罗斯人,她的悲惨遭遇使我非常同情,很想找到她;因为我懂事后看的第一部外国电影就是苏联影片«真正的人»;接触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就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学唱的第一首外国歌曲就是«喀秋莎»。许许多多的因为使我非常向往能到苏联看一看。6月28日中午,在烈日下火车开进了原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
第 三 章 哈萨克斯坦首都
—阿拉木图见闻从新疆乌鲁木齐坐国际列车到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要走38小时(包括过海关的8小时)。过了阿拉山口海关后,我们就把手表调慢了五小时。哈萨克斯坦现在仍使用莫斯科时间。这个时间与北京时间相差五个时区。我们是6月28号中午到达这趟国际列车的终点阿拉木图市。从车上下来的这二百多人大多是中国人,其中一半是“国际倒爷”。他们的大包小包行李堆满了月台。与我们三个留学生同一个包厢的人也是上海倒爷,他已经来回跑了二次了。我们和他一起去莫斯科。下了车,接他的人已在月台。那人是坐长途公共汽车从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过的境,晚走还比我们先到。我们顶着烈日挤进了候车大厅(不需要验票)。这时我们一下就感到自己成了外国人,来来往往的人都是人高马大的白种人,还有一些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当地哈萨克人。候车室里充满了我们不习惯的异味。大厅旁边摆着游戏机,一些当地青年人正在玩“吃角子机”。游戏机这种舶来品就像牛仔裤一样,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我们正东张西望看稀奇的时候,上海人回来告诉我们去莫斯科的包厢票十天之内都已没有了。因为这时刚开始放暑假。我们只好决定先找地方住下,再想办法。出了车站,竟有几个中国男女迎了上来,问我们去不去他们那里住。原来中国一些单位在阿拉木图设立了贸易办事处,顺便接待一些中国的旅客,赚回房租钱。中国人也愿意到他们那里住,语言相通,便宜、安全。我们选了西安农大驻阿办事处,他们找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往住地。真巧开出租车的老头自称他的祖先也是中国陕西的人,在清朝时迁到了此地,集中住在一处,经过几代人形成了一个村落。他讲的话还保留了不少旧时代的词,他还在用“皇上”这个词。他们对现在中国发生的事已经很不了解。西安农大办事处设在城郊住宅小区一个公寓底楼,有二套房子,每套二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很象国内现在的住宅。这个办事处由一对中国中年夫妇管理。他们原是大学老师,为了给在塔什干自费留学的女儿提供学费,就到这里承包办事处,赚一些美金。屋子里陈设很简单,但很干净。每套房有六个铺位,有热水、煤气。我们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洗去了七天路途的疲劳。主人为我们准备了面包、黄油、牛奶、果酱。这是我们到国外吃的第一顿西餐,唯一不地道的是用筷子,我们还不习惯用刀叉。在这里吃饭,早饭1美金,中、晚餐各2美金,住一晚5美金,吃住一天十美金,折合当地人民币100元。在国内一百元可以住很高级的饭店了。吃完晚饭,也不顾主人要我们不外出的劝告,来到住宅小区的花园里,看俄罗斯和哈萨克小孩子们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的洋娃娃,大大的兰眼睛,白里透红的小脸旦,金黄的头发,真是非常可爱。看到我们中国人,他们一点也不怕生,都围上来问这问那。我们就只听得懂“中国”、“北京”和“功夫”。我们只好用手势、表情交谈。同他们一起打羽毛球,玩单杠。我们把中国的泡泡糖给他们,结果引来了更多的孩子。我们的主人忙过来把我们叫回屋,告诫我们晚上外面危险,有坏人。他们从来不和当地人打交道。我们却很人不以为然,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非常愉快,有什么危险?我们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这里的气候象新疆,“早穿棉袄,午披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晚上很凉快,要盖被子,但有蚊子。这里没有挂蚊帐的习惯,也没有蚊香,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赶公共汽车去火车站提取先已从乌鲁木齐托运来的行李。行李通过海关检查时,翻得乱七八糟。因为我们每人还带了一些准备卖的夏装,又被海关罚了相当于四百元人民币的卢布。二个天津倒爷托运的阳伞、沙滩裤、童装等十几件货物,也被重重的课了一大笔关税。不管那两个人怎样递烟,塞“红包”,那个铁面无私的海关人员却不买他们的帐。气得两个天津人直骂娘。当两个上海人想办法弄火车票时,我们三个四川同学就去逛街。阿拉木图是近几十年才扩展的城市,街道很宽,但车辆和行人都很少。路上的行人大多是俄罗斯族白人。建立苏联以后,由于几十年移民,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白种人已占哈萨克斯坦城市人口的一半(行政官员和技术骨干大多是俄罗斯人)。苏联解体后,这两年大批的俄罗斯人又返回俄罗斯本土。行政官员大多已换成哈萨克族人。但是很多俄罗斯人与哈萨克人通婚,又长期生活在这里,加之回俄罗斯后工作也不好找,有些人已不太愿意返回俄罗斯了。阿拉木图的商店大多还是国营的。里面货架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些质差过时的东西。倒是有不少本地产的貂皮大衣,价廉物美,才二百多元人民币。商店里没有什么顾客,售货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天。街道两旁的私人售货亭的东西品种多,但大多是外国走私货,价格奇贵。行人只站着看一会儿稀奇,就匆匆离去。我们逛了一会商店,买不到什么便宜的或值得纪念的小东西,就拐到当地人称为“巴扎”的自由市场看看。里面很大,熙熙攘攘很热闹。有服装、日用品、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我们原以为苏联买不到什么东西。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只是价格比国家牌价贵几倍。国营商店什么都没有,逼得人们只好上这里买。我们边看边问价格,不懂语言就打手势或用笔写。这里交易仍使用卢布,哈萨克斯坦还没有退出卢布区,与俄罗斯之间未设海关。逛完街回到车站,上海人告知我们火车票仍然买不到,飞机票又太贵,我们还没有学生证,不能买飞机半票。只好明天再想办法。回住地时,太阳已快下山。夕阳把远处天山上皑皑的白雪染成了桔红色。几天前我们还在天山山脉的东头,现在却已来了天山西头另一个国度。一丝淡淡的乡愁悄然爬上心头。第三天,在买票无望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了。通过一个早年就移居阿拉木图的华侨美术老师,找到一个他认识的列车员,每人给列车员相当于去莫斯科的火车票钱三万卢布(约三百人民币),直接上了火车。原苏联的火车是不在车站检票,没有围墙,旅客可以直接进出月台,由列车员检票。这位留着小胡子的哈萨列车员手头上居然还有好几个空包厢卧铺。我在一个包厢,两位小青年分在另一个包厢。那两个上海人则坐飞机去莫斯科。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们在阿拉木图等了三天,终于又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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